香港茶葉研製所 Hong Kong Tea Production Institute

香港植茶始於何時？— 千年傳承論述新探

陳梓霆

香港茶葉研製所

摘要

本研究探討了香港植茶的起源及其歷史發展，旨在回應「香港植茶始於何時？」這一根本問題。本文綜合各種歷史資料和論述，分析了不同時期的植茶證據。從兩宋說、元代說、到明清說，本文詳細探討了這些時期各自的植茶起源理論，並考察了當時茶文化的發展。結果顯示，香港的植茶歷史有可能始於宋代，而明清時期的文獻記載亦證實了香港在早期已有植茶的活動。本文希望通過這一研究，能夠為香港茶歷史研究者提供豐富的論據，也為本地植茶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關鍵詞：香港茶、香港植茶、茶文化、兩宋、明清、香港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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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植茶製茶，推動本地茶種植產製、品飲硏習，不免需要面對關於香港產茶歷史的疑問。雖然香港植茶在戰後有昂坪茶園為標誌性代表，但「香港植茶始於何時？」始終是一個根本問題需探究與回應。當中亦引申到香港植茶的文化傳承自何時何地、植茶與傳統中華文化傳承的深厚淵源等課題。誠然，香港史學者對此題目在過往皆有論述，但由於此課題研究較少、史料零碎，尚有值得推敲深究的空間。現時論及本地產茶起源時期，有兩宋說、元代說、明清說三個論述。當中兩宋說最為進取，在當下本港傳統文化傳承風尚正酣之際頗為矚目，足以建構千年傳承的論述。本文旨在呈獻筆者曾細閱過的史料與論述並推論再考香港植茶起源時期，探討香港植茶起源的當代意義。

本地產茶起源時期論述

一）兩宋說

兩宋說主要見於茶學專家陳文懷先生著作《港台茶事》，此書是陳文懷先生應邀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寫一部關於香港茶業的獻禮性紀念著作^[1]。當中論及香港植茶起源於兩宋是基於香港古代歷史發展的推論。首先陳文懷先生指出北宋末年南遷香港地區的居民務農並植茶，再者是南宋滅亡前隨皇室到香港的遺民植茶。論述原文如下^[2]：

香港的產茶歷史可追溯到兩宋時期。北宋末年，中原戰亂，不少人相繼南移，避亂香港，遂令人口增加，河谷及盆地因而得以開墾耕種。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香港地域的陸地和離島谷地居民以農耕為業，種植稻谷、蔬菜、果樹，也開始在山上種茶。

南宋末年，元兵大舉南侵。德祐二年（1276），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淪陷，南宋朝廷南退閩粵，瑞宗於景炎三年（1278）退到香港駕崩，末代南宋皇帝後雖西遷，但部分散兵和眷屬未能隨行，留居香港。據史料記載，這部分人對香港後來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因南宋都城杭州是絲、茶之府，故南遷的遺民留居香港後種茶自飲，也是很自然的事。

此論述並未援引史料以作證明，而是根據兩宋時期的人口遷徙及其後的歷史事件與當時的文化背景作一個推論。現時網上百科全書網站維基百科中的「香港茶」條目正採用陳文懷先生的推論描述香港茶種植的起源。^[3]筆者認為此一推論雖然大膽進取，並史料不足，但其論點對往後的香港茶起源研究具有啟發性，仍然有相當的價值。

另一學者謝偉德先生（Wordie,Jason）為本地歷史學者，於2008年在南華早報專欄文章提及大帽山北坡之茶田跟據史料記述有上千年歷史^[4]，惟謝氏在文中未有提及史料名稱及出處。

然而，有關大帽山的茶田推測也見於大埔區議會出版的《大埔風物志》，歷史學家蕭國健教授在書中記述了^[5]：

這些茶田，建成年代難以考證，在各村族譜及民間傳說中並無記載，據推測可能是傜人在古時開墾，後因漢人入住本區，而被迫荒廢。

傜人在香港的分支是輋（亦稱「畲」）民^[6]，早於史前時期在香港聚居^[7]，能在唐宋時期自行或與南遷漢人同化後開墾產茶的推測亦不無道理，因為廣東其他地區的輋民也有產茶風俗。據清代屈大均《廣東新語．食語．輋物》所載，廣東永安羅坑（今紫金縣）之「輋物」有茶^[8]。位於大帽山北坡的，有大芒輋村，香港地名以「輋」字命名的，多曾為輋民聚居地區^[9]。大埔九龍坑盤王古廟^[10]和大澳現存的三級歷史建築石狗神壇^[11]亦可證傜、輋（畲）族的神犬（盤瓠）崇拜曾經出現於香港。據記載，宋紹興（1131—1162）年間，朝廷在大嶼山因私鹽問題招降傜人來祐（亦稱朱祐）^[12]。在宋慶元三年（1197年），大嶼山更有傜人作亂，以至「盡殺島民」才平息^[13]，可見香港地區在當時是畲（輋）傜聚居之所^[14]，亦是主要土著族群之一。畲族歷代都有聚落於廣東，廣東永安的畲族居處稱「輋」^[15]，與上述「輋物」記載昒合，而畲族在其他地區則有深厚的產茶歷史，據中國政府資料，畲族在宋代已普遍植茶^[16]。

後來，蕭國健教授更於2019出版的《香港古代史新編》中的《兩宋期間的經濟情況》論及^[17]：

北宋初年，在今香港島西部，大嶼山沿海一帶，置海南柵鹽場，「及於北宋末年、南宋初，在今九龍灣西北岸設官富鹽場，，差鹽官專管，。並撥摧鋒水軍屯衞。。南宋隆興二年（一一六四年），以其位處僻遠，所產鹽貨微薄，課利不足以充鹽官俸給，遂將官富場撥附疊福場。

新界及離島谷地的居民，以農耕為業，種植稻米、蔬菜及時果，亦有在山麓植茶，惟皆自用。

蕭教授所提及的山麓植茶在其註䆁中寫道^[18]：

今大嶼山島上主峯鳳凰山山麓及新界大帽山山腰，均有古茶田遺址，但今已荒廢。

可見蕭教授主張宋代的山麓植茶推測與大帽山及鳳凰山的古茶田遺址相關，與蕭教授在《大埔風物志》中所述一致。

二）元代說

謝偉德先生亦於2007年在南華早報專欄文章提及大帽山北坡之茶田始於元代^[19]，惟謝氏也無提及相關史料。筆者認為謝氏於2008年已經修正茶田始於宋代，加上《大埔風物志》記述的傜人開墾產茶說開始為人所知，元代歷史亦較短，無文獻記載且無推測論述，元代說的參考價值較低。

三）明清說

香港植茶確實的文獻記載，據現時的研究，是1678年成書的《廣東新語》，記述了杯渡山的類蒙山茶及其優異品質。之後有1688年的《新安縣志》，記述了大帽山多產茶。後來1819年的《新安縣志》更記述了新安（現代深圳和香港地區）的四大名茶。由於明代縣志散失，在明萬暦十四年（1573年）置縣的新安縣，雖在1586年修志，但仍存世的縣志只有1688年版為最早版本。

正因如此，現時香港歷史學家的著作均有引用《新安縣志》與《廣東新語》介紹植茶歷史。劉智鵬教授在屯門區議會出版《屯門歷史與文化》中記述了^[20]：

青山除了歷史悠久，且為香港佛門聖地之外，過去也曾出產一種品質極高的茶葉，值得一書。根據嘉慶《新安縣志》所載，青山懸崖峭壁之上曾經出產一種品質極佳類似貢茶『蒙山茶』的茶葉

劉智鵬教授、劉蜀永教授的《香港史—從遠古到九七》則按縣志提及的物產載有^[21]：

清代的香港仍以農業為主要產業。農產品以水稻為大宗，每年出產兩季，主要在新界的平原上種植，也有少量稻米產於依山開墾的梯田，地勢最高的稻田可達海拔1,200英尺。香港出產的水稻以元朗絲苗最具代表性，這種享譽華南的白米曾經出口到舊金山供應當地華人社區。除了稻田，新界亦關有大片土地種植麥類、菽類、蔬類、果類、茶類、藥類、竹類、木類、花類、草類等。另外，農業的副業畜牧業也有適度的發展。

在2019年主張宋代說的蕭國健教授也曾在1990年出版的《香港前代社會》中描述明代香港經濟活動時寫道^[22]：

爲明代期間：當時除珠、鹽外，本區山地亦產香樹，稱莞香，香港地區以沙螺灣及瀝源堡兩地所產者爲最佳，多運銷北方江蘇浙江等地；而杯渡山、鳳凰山、竹仔林及擔竿山等地，則盛產名茶；故經濟情況亦較以前爲佳。

蕭教授也於2024在其著作《崇文重教：香港新界客家歷史與文化》中內的《種茶（山茶）》一篇引述《廣東新語》、《新安縣志》及《廣州府志》介紹香港產茶歷史^[23]。

除幾位歷史學家外，前香港漁農署助理署長、農業專家饒玖才先生亦曾在其著作《十九及二十世紀的香港漁農業 : 傳承與轉變. 下冊, 農業》、《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 下, 新界》和《香港舊風物》引述《新安縣志》介紹香港植茶歷史。與蕭教授不同，饒先生在《香港舊風物》中提及業餘地質學家軒尼（C.M. Heanley）在1935年12月在期刊The Hong Kong naturalist的文章Fields of Hong Kong中推測大帽山的茶田遺址是1700-1850年的商業茶園^{[24] [25]}。但筆者認為軒尼當年或因資訊不足，其論述未有涉獵《縣志》的研究，所以其推測未能作為有力論據。

筆者同意以清代縣志為基礎提及植茶，是嚴𧫴的治史態度，着重對現有史料文獻研究分析，呈現出成為學術根據的基本論述。

若以植茶角度出發，筆者估計《廣東新語》及1688年《新安縣志》所載的茶應有幾十年的發展才有廣為當時人知並有被認可優異的地位。清代植茶，扦插培苗方法仍未發展，多以種子培養，或壓條繁殖（始於1640年代的福建安溪）^[26]，茶田擴展的速度效率不高^[27]。加上茶樹成功培育後，以現代技術定植也需經過3–4年才能開始經濟量產^[28]。要有足夠產量及在香港發展的成熟工藝，足以載入縣志，在民間資訊流通緩慢的17世紀，不可能只是十數年間的事。以1644年為明清兩代分界，又1661年新安縣厲行遷海令（居民需遷回內陸，影響香港全境），1669年展界（居民可回到海邊）再於1685年復界（居民可回到外島）^[29]，在1678年成書的《廣東新語》載有的杯渡山類蒙山茶很大程度最晚在明末已有較好的發展。

香港植茶在《廣東新語》、《新安縣志》、《廣州府志》及《南越筆記》中的記錄

現時香港植茶的古代文獻記錄的輯錄整理較零碎，筆者希望以下的完整輯錄並引用出處及版本，可方便本文讀者對照。

一）《廣東新語‧卷十四‧ 食語》^[30]，清康熙 39年、水天閣版：

新安杯渡山絕壁，有類蒙山茶者，烹之作幽蘭茉莉氣，水濯十餘次，甘芳愈勝。或經一宿再濯，氣味不減。飲者無不驚異。山勢高，雲露滋潤，得太清之精英多故也。

二）《新安縣志‧卷四‧山水略‧山》^[31]，清嘉慶25年刊本、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

大帽山，在城東五十里，形如大帽，由梧桐山迤邐南旋西折。高二百丈，為五都之鎮。上有石塔，多產茶。

鳳凰山，在大奚山帳內，雙峰插霄，形如鳳閣，與杯渡山對峙。中有神茶一株，能消食退暑，但不可多得。土人於清明日上山採之，名日鳳凰茶。頂有小石，祈雨多應。

三）《新安縣志‧卷三‧輿地略二‧物產》^[32]，清嘉慶25年刊本、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

茶產邑中者甚夥，其出於杯渡山絕壁上者，有類蒙山茶。烹之作幽蘭茉莉氣。緣山勢高，得霧露以滋潤之故，味益甘芳，但不易得耳。若鳳凰山之鳳凰茶，擔竿山之擔竿茶，消食退熱；以及竹仔林之清明茶，亦邑中之最著者也。

四）《廣州府志‧卷十六‧輿地略八‧木類》^[33]，清光緖5年、粤秀書院版：

新安茶產於新安之杯渡山絕壁上，烹之作幽蘭茉莉氣。水濯十餘次，甘芬益洌。

五）《南越筆記‧卷十六‧粵中諸茶》^[34]， 清嘉慶14年、李氏萬卷樓版中輯錄的《廣東新語》內容：

新安杯渡山絕壁有類蒙山茶者，烹之作幽蘭茉莉氣，水濯十餘次，甘芳愈勝。或經一宿再濯，氣味不減，飲者無不驚異。山勢高，雲露滋潤，得太清之精英多故也。

史料所載之杯渡山在屯門，鳳凰山在大嶼山，擔竿山在青衣，竹仔林在大欖^[35]，皆在現時香港地區。而有關《縣志》及《府志》中杯渡山茶的記載大體與《廣東新語‧卷十四‧ 食語》中的描述內容和文字一致並有所刪減，可見《廣東新語》的記載是各種方志內容的源頭。

千年傳承新探及當代意義

除上文所述的三種論述，香港植茶的起源時期值得繼續研究，也應該保持宋代相關的歷史探索。筆者認為有兩大理由：

一）兩宋氏族南遷與茶的關係

自兩宋開始，因中原地區政局不穩定，氏族南遷避亂，遷入香港的氏族主要來自江西及福建，皆為產茶地區，筆者認為當時居民遷徙後在棲止區域植茶可能性甚高。

錦田、屏山鄧氏家族的入粵先祖，原籍江西吉水的鄧漢黻在北宋早期率其族在廣東南雄遷居岑田，即今新界錦田^[36]。當時吉水所在的江西吉安是產茶重鎮，廣東南雄亦是茶區^[37]。鄧氏四世祖鄧符協本人亦曾於南雄任官^[38]。鑑於宋代人於日常生活中用茶的普遍性，如宋代政治家王安石（1021-1086）在《論茶法》中所言「夫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鄧氏家族遷居香港初期很可能由產區帶備茶籽到香港種植自用。

林村坑下甫亦有原籍福建莆田的林氏家族於南宋末年遷入^[39]，由於林村南面的大帽山有茶田遺址，縣志亦有大帽山產茶的記載。來自福建的林氏家族在林村一帶植茶亦非不可推敲之事。

宋慶元年間大嶼山亂事後，到1254年，大嶼山成為番禺李氏食邑^[40]，受封食邑的李昴英曾任福建建寧憲倉提舉^[41]，是大嶼山農耕的開端^[42]。以其官職經驗在島上指導居民植茶自用並開墾當時鳯凰山上的古茶田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視。

兩宋氏族南遷和茶的關係如在考古或文獻上有更多發見，是香港經濟史中仍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

二）宋代茶文化的考古發現

自2012年開始，因港鐵沙中線的工程需於九龍城聖山舊址開展，港鐵公司在2012-2015年間進行考古工作並在2017年公開聖山區域最終考古報告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Report for Sacred Hill Area (Phases 1 to 3 Archaeological Works)。該考古發現大量宋元時期茶器，包括茶碗、水注、茶碗托，當中的建陽水吉黑釉茶碗是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的產物^[43]。由此可見宋代的香港已有相當的茶文化發展，居民在香港植茶自用，正如陳文懷先生所言，「是很自然的事」。

宋代香港地區經歷兩宋氏族南遷、漢傜文化互為影響加上宋代茶文化的發展，香港植茶很可能已經有上千年的悠久歷史。對於本文之議題，無論讀者採納宋代說還是明清說，經使用現有的資訊研究推敲，筆者認為香港植茶之始最晚不會遲於明末。假如1688年的《新安縣志》於中產茶的記載是始於明萬曆年間的第一次修志^[44]，香港植茶最晚更於1500年代初已有發展。植茶歷史有上千年也好，五百年也罷，當中的歷史傳承對現在甚有意義。

現時香港植茶業已沒落，在昂坪茶園荒廢後，只有嘉道理農場種有約二千棵茶樹和一些村落有少量自用茶樹^[45]。精研本地製茶的也只有筆者所屬的香港茶葉研製所。本地植茶的千年傳承對我們而言有以下的意義：一、證實了香港是先民認可的產區，由先民開始植茶到發揚至清代四大名茶的出現，本地的地理條件對植茶而言是正面的；二、說明堅持製茶並非無中生有、穿鑿附會，而是歷史傳承，守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香港的文化保育作出貢獻；三、為香港茶文化尋根，豐富本地現時側重當代中華茶藝或潮、閩、台式茶藝的茶文化教育。

筆者衷心希望本文可以為往後的香港茶歷史研究者提供更豐富的論點和論據，也能以支持香港本地植茶製茶。本文旨在拋磚引玉，惟望對此議題有深入研究的高明者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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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文懷：《港台茶事》。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頁2。

^[2] 陳文懷：《港台茶事》。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頁58-59。

^[3]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s.v. “香港茶" (by Wikipedia contributors)，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9%E6%B8%AF%E8%8C%B6&oldid=85509433 (accessed January 1, 2025)

^[4] Jason Wordie, “Out and about”, published Nov 23, 2008, https://www.scmp.com/article/661136/out-and-about

^[5] 蕭國健：《大埔風物志》。香港：大埔區議會，2007年10月第再版增訂，頁24。

^[6]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7月初版，頁143。

^[7] 香港史學會：《香港歷史探究》。香港：香港史學會，2011年3月初版，頁17。

^[8] 屈大均：《廣東新語 : 二十八卷 v.6》。水天閣，清康熙庚辰 39年 1700年, https://repository.lib.cuhk.edu.hk/en/item/cuhk-2359224。

^[9] 蕭國健：《探本索微──香港早期歷史論集》。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11月初版，頁124。

^[10] 同註9

^[11] 古物諮詢委員會：1 444 幢建築物以外已評估的新項目簡要 N67。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2013，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cn/N67_Appraisal_Chin.pdf。

^[12] 湯開建：《宋代香港地區的鹽業生產及鹽的走私》，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02。1995年4月，頁58。

^[13] 湯開建：《宋代香港地區的鹽業生產及鹽的走私》，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02。1995年4月，頁59-60。

^[14] 蕭國健：《華南民俗文化探究》。香港：中華書局，2022年10月初版，頁43,44。

^[15] 李筱文：《廣東畬族與畬族研究》，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報 02。2006年，頁4。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畲族历史沿革，https://www.neac.gov.cn/seac/ztzl/sz/lsyg.shtml。

^[17]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7月初版，頁74。

^[18]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7月初版，頁75。

^[19] Jason Wordie, “Hot Property”, published Dec 02, 2007, https://www.scmp.com/article/617963/hot-property?module=perpetual_scroll_0&pgtype=article

^[20] 劉智鵬：《屯門歷史與文化》。香港：屯門區議會，2007年3月第一版，頁76。

^[21] 劉智鵬、劉蜀永：《香港史—從遠古到九七》。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四次印刷，頁29。

^[22] 蕭國健：《香港前代社會》。香港：中華書局，1990年5月初版，頁18。

^[23] 蕭國健：《崇文重教：香港新界客家歷史與文化》。香港：三聯書店，2024年1月第一版，頁184。

^[24] 饒玖才：《香港舊風物》。香港：天地圖書，2001年7月初版，65頁。

^[25] C.M. Heanley. “Fields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naturalist, Vol. 6 No. 3&4 (1935): 234, https://digitalrepository.lib.hku.hk/catalog/jm219t892

^[26] People’s Government of Anxi, China. “Anxi Tieguanyin Tea Culture System, China”,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United Nation. https://www.fao.org/giahs/giahsaroundtheworld/china-anxi-tea-culture-system/en

^[27] 謝志群,劉淵滇：《茶樹短穗扦插歷史溯源》，福建茶葉 增刊。2000年，頁7。

^[28] 臺灣農業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臺灣茶作學》。台北：五南出版社，2024年1月第三版，頁155。

^[29]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7月初版，118-121頁。

^[30] 屈大均：《廣東新語 : 二十八卷 v.6》。水天閣，清康熙庚辰 39年 1700年, https://repository.lib.cuhk.edu.hk/en/item/cuhk-2359224。

^[31] 舒懋官：《新安縣志‧嘉慶二十五年刊本‧上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6月初版，頁144,147。

^[32] 舒懋官：《新安縣志‧嘉慶二十五年刊本‧上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6月初版，頁123。

^[33] 史澄：《廣州府志 : [一百六十三卷] v.7》。粤秀書院， 清光緖5年 1879年, https://repository.lib.cuhk.edu.hk/sc/item/cuhk-2481182。

^[34] 李調元：《南越筆記 : 十六卷 v.1》。李氏萬卷樓， 清嘉慶14年 1809年, https://repository.lib.cuhk.edu.hk/en/item/cuhk-1277786。

^[35] 香港史學會：《香港歷史探究》。香港：香港史學會，2011年3月初版，頁42。

^[36]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7月初版，頁。

^[37] 高福陣：《宋代茶葉產區地理分布初探》，農業考古 02。2018年4月，頁184-186。

^[38] 香港史學會：《香港歷史探究》。香港：香港史學會，2011年3月初版，頁76。

^[39]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7月初版，頁177。

^[40] 香港史學會：《香港歷史探究》。香港：香港史學會，2011年3月初版，頁23。

^[41] 楊芷華：《宋代嶺南學者李昴英傳略》，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02。1994年4月，頁68。

^[42] Hase, Patrick H. Villages and Market Towns in Hong Kong Settlement and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5, pp26.

^[43]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Shatin to Central Link – Tai Wai and Hung Hom Section Works Contract 1109 – Stations and Tunnels of Kowloon City Secti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Report for Sacred Hill Area (Phases 1 to 3 Archaeological Works)Volume 1 – Sections 1 to 3, 2017,  pp. 5-71, 5-72. 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form/SCL_final_report_Jun2021.pdf

^[44] 張偉：《嘉慶新安縣志研究》，深圳社會科學 第五卷 04。2022年7月，頁150。

^[45]  蕭國健：《崇文重教：香港新界客家歷史與文化》。香港：三聯書店，2024年1月第一版，頁184-186。